wlx2006 发表于 2015-04-2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成为战后日本的出发点。而后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主导下,日本实施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最显著的标志就是1946年11月3日颁布了以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原则的 《日本国宪法》。然而,随着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特别是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加快调整对日政策,欲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防共的桥头堡。在此背景下,以朝鲜战争的军事特需为契机,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1973年前后,日本经历了将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时间“日本奇迹”成为各国学者探讨的一个焦点,除了从国际背景、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等多角度来聚焦战后日本的崛起外,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特性也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提起战后日本文化研究,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一书。该书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强调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温和又好斗、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倨傲、善变又顽固、驯服又专断等双重性格。这种文化特性对于美国战后在日本的布局起到了指导作用。而在日本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的 《“依赖”(一译 “撒娇”)的构造》。前者从分析日本社会结构出发,论述了日本特色的“纵式社会构造”。后者则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从婴儿追求母亲无条件地接受自己、寻找庇护,并祈求母子一体的原始依赖形态中,探索构成日本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核心——依赖心理。该理论与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并称当代几种著名的“日本人理论”。

  从以上几种理论的简单介绍中,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日本人性格中的细腻、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文化兼容、自卑心理与超越意识等特性。然而这些结论,虽然能短暂满足我们对日本经济崛起背后文化因素的认识渴求,却不能让我们抹消“日本人到底是何者”的疑问。提到深刻挖掘日本文化特性的学者,就不得不说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这位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贯古今东西。2004年6月10日,日本民间成立了反对政府修改宪法、捍卫和平与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加藤就是发起人之一。积极参与拥护和平宪法的运动正是源于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深刻认识。

  加藤周一关于日本文化论的代表作之一就是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1956)。众所周知,日本自古以来就不断接受外来文明的冲击,日本文化的形成就是外来文明与日本文明不断交汇和融合的过程。而加藤认为,近代以来日本接受外来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 “和魂洋才”的框架,“洋魂”因素已到了不能忽视的程度。加藤所强调的“杂种文化”论,不具任何贬义,指的是外来文明与日本文明的深层次交汇与融合。日本的这一文化特性不仅凸显了日本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同时也决定了日本民族的行动准则和价值取向,即日本人的 “大势顺应主义”和“集团主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什么能快速步入近代化进程?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何能获得国内民众的追随和支持?战后日本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崛起?在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探究中,我们都能看到日本人的“大势顺应主义”。这种“大势顺应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能够敏捷地捕捉“现实”,全身心地面对现实。然而由于这一“大势”并不是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过程中形成的 “大势”,而是被外界赋予的“大势”,这就造成日本人过于关注现在,容易割舍过去,特别是容易忘却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因此,“大势顺应主义”也成为战后日本对战争反省不足、战争责任意识薄弱的文化要因。

  如果说,日本人的“大势顺应主义”是在不断接受外来文明冲击下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那么“集团主义”则可以在日本古代“村共同体”中找到其原型,它是日本历史发展长河中自身积淀的结果。战后日本的集团内部,已不再像战前那样只存在牢固的上下关系,而是出现了平等关系的倾向。然而集团所属的重要性、集团内部的和谐、集团利益优先等原则,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是一贯相通的。战后日本的“集团主义”大大优化了日本产业的效率,安定了日本社会的秩序,与“大势顺应主义”一同成为战后日本崛起的重要文化因素。但是不得不看到,当两者的负面因素相结合时,就可能会给东亚秩序、人类和平带来威胁。